歌颂民族团结的历史画卷-土尔扈特部回归图土尔扈特部回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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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9:第04版 本期出版日期:2021-05-07

歌颂民族团结的历史画卷-土尔扈特部回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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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

土尔扈特部

朝阳博物馆万余件藏品中,有一件书画藏品让人过目不忘,那就是绘于清乾隆年间的《土尔扈特部回归图》,画中的故事让世界震撼,它记述一次伟大的迁徙,一次悲壮之举。

土尔扈特部西迁原因

史上蒙古族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古代两分为“草原百姓”和“林中百姓”(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后来为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为主)。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卫拉特)蒙古五部之一。四部即: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和辉特部。其牧地,西北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鄂毕河以及哈萨克草原移动,西南向伊犁河流域推进,东南向青海迁徙。准噶尔部初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中上游至霍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西徙后,辉特部居之。和硕特部游牧于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诸部分牧而居,互不相属。

“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清史稿》卷390)这使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非常不满。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在伊凡雷帝、米哈伊尔三世等有为帝王的领导下,从弱小的莫斯科小公国,崛起成为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沙皇帝国,在这个过程中,俄国人不断入侵卫拉特部辖地,要求卫拉特部加入俄国国籍,双方之间爆发数次战争,大多以卫拉特部失败而收场。数次大战过去后,土尔扈特部当时的首领和鄂尔勒克就萌生了离开故土,重新寻找新的游牧地的想法,他先后派出多个精干的小分队,前往西方寻找无人居住、水草丰美之地,终于在伏尔加河和厄姆巴河之间找到一片辽阔草原。当时那片土地原本属于元帝国下金帐汗国分裂出的诺盖汗国所有,但由于天灾,部落大萧条,诺盖汗国部落的人于是离开了这一地区,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无主之地。(兹特拉金《准噶尔汗国史》131页,1964年)1628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通知和硕特、杜尔伯特部、辉特部,为了避免争斗,他将远赴伏尔加河游牧。一时间,草原上厌倦了相互征伐的人纷纷跟随,最终和鄂尔勒克带领6个儿子,本部以及其他三部,所统5万户,25万人,从塔尔巴哈台出发,向西一路打败诺盖人、哈布奇克人、吉捷桑人等,历时2年,于1630年抵达目的地,建立起强大的土尔扈特汗国。

他们逐水草牧放牲畜,开荒种田,修建棚舍,用辛勤的劳动开发了这块辽阔的土地,用汗水浇灌了这片漠漠荒原,在这里重建了自己的家园,过着幕帐林立、羊肥马壮、牲畜遍野、粮食充足的富饶生活。

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主要原因

第一、俄罗斯的全方位高压。土尔扈特部西迁后不久,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相继被俄罗斯占领,俄国先后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为了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土尔扈特部的首领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但这并不能阻挡俄国沙皇征服这一地区的野心。

1645年,首领和鄂尔勒克在阿斯特拉罕城下,与俄国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18.8万土尔扈特骑兵落入俄国人提前布好的口袋阵,首领和鄂尔勒克和其几个儿子均壮烈牺牲,最终仅有1.5万人突围。经此一役,土尔扈特部元气大伤,再无力与俄国争雄。

此战役以后,俄国在土尔扈特部大肆征兵。康熙十一年(1672年)土尔扈特首领朋楚克死,其子阿玉奇继位,1672年,阿玉奇按照俄国的要求,参加克里木战争;1674年参加彼列科普战役,大败土耳其和亚素夫军队;1676年参加楚古耶夫战役;1677、1678、1695年先后多次参加俄国对土耳其、亚素夫、克里木等国的战争;1700年和1709年,彼得一世利用土尔扈特部组成的骑兵与瑞典会战;1710年再次征伐土耳其,1722年参加对波斯的远征。纵观17-19世纪,十次俄土战争,以及与周边国家争夺高加索、巴尔干、克里米亚、黑海的历次大型战役,土尔扈特部一次也没落下。甚至就在土尔扈特部计划东归前的1669、1770年,首领渥巴锡都不得不派出8万军队为俄国做炮灰。可以说,土尔扈特部在西迁后与俄国为邻的百年间,始终不能获得一个安宁的环境,繁衍生息。大量的土尔扈特部青壮年被征兵并在对外战争中失掉了生命,繁重的兵役负担使土尔扈特部民众征调苛烦,不堪劳苦,又苦于征役,人人危惧,人口锐减,土尔扈特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除了征兵,俄国为了征服土尔扈特部,不断派遣成千上万的哥萨克骑兵移民伏尔加河,同时要求土尔扈特贵族子弟必须前往莫斯科作人质,期间需要接受俄罗斯的东正教教育。待他们长大,就将他们再派回土尔扈特,担任大小首领。这使得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统治核心忧心忡忡。土尔扈特部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沙皇政府却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并且还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严重的伤害了土尔扈特人的宗教情感。

在政治方面,沙俄强迫土尔扈特人对其俯首称臣,土尔扈特部建立的汗国在强盛的时候,与沙皇俄国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沙皇强大后直接干预土尔扈特部汗位的继承,妄图改组土尔扈特部领导班子,削去汗王的领导权。

在经济方面,沙俄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抢占了伏尔加河流域最肥沃的土地,使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地不断缩小,其游牧业受到限制。沙皇还纵容哥萨克族人掠夺土尔扈特部民众的牲畜和财产,并且对土尔扈特人施以繁重的赋税徭役,导致双方的矛盾及武装冲突不断。

第二、土尔扈特部民众对祖国的高度认同。土尔扈特部虽然西迁远离故土,但却时时心系故乡。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至今流传着土尔扈特东归的长调,其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伏尔加河的水》讲述的是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经历了战争、死亡和重重困难回归祖国的故事。歌曲中唱到:伏尔加河的河水很好喝,但是祖国伊犁的河水更好喝。

土尔扈特西迁后,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却始终未断。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沙俄向游牧在额济勒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发动武装袭击,首领和鄂尔勒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子书库尔岱青继为部族首领,此后与清政府一直保持联系。

顺治二年(1645年)书库尔岱青随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政府朝贡。顺治十二年(1655年)书库尔岱青派遣使者向清政府奉表纳贡,顺治十三年和鄂尔勒克之子伊勒登诺颜遣使奉表贡,顺治十四年和鄂尔勒克之子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向清朝贡驼马“乞市于归化城”,清政府应允其与内地人民贸易。

1646年,大清刚刚入关第三年,首领书库尔岱青就派其弟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的固始汗一同前往北京,向大清进贡。随后1651年、1655年又再次遣使入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阿玉奇派出桑多尔吉扎布领本部兵力千人赴阿尔泰山,协助清军阻堵准噶尔部叛酋噶尔丹归路,为清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巩固西北边陲做出了贡献,并在战后入贡祝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阿玉奇“复遣使额里格克逊等奉表贡”。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阿玉奇嫂携子阿拉布珠尔去西藏礼佛,返回时遭到策亡阿拉布坦阻拦,请求清朝安置。清朝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地于党色尔腾游牧。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汗派遣使者萨穆坦假道俄罗斯归国觐见康熙皇帝,向皇帝表贡方物。

1712年萨穆坦抵达北京后,向康熙皇帝表达了土尔扈特部希望回归祖国的意愿,康熙皇帝大喜过望,立即派出内阁太子侍读殷札钠、内阁侍读图理琛等32人的使团,前往土尔扈特部。

图理琛本人是戴罪之身,由于精通满、汉、蒙三种文字,粗通俄文,主动要求出使,戴罪立功,被皇帝准许。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异域录》,献给康熙帝,被康熙表彰,书籍得以刊行,此后这一使团,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图理琛使团。

图理琛使团1712年出发,1714年抵达马奴托海,内阁太子侍读殷札钠向阿玉奇宣读诏书,这件诏书史称《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

阿玉奇汗接领敕书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并当场表示:“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图理琛《异域录》卷下),表达了同宗同源的思想感情和对故土的怀恋之情。从阿玉奇汗的这段话就不难看出,土尔扈特人从文化上更多的认同的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雍正八年(1730年),世宗雍正再次派内阁学士班弟为首的使团到伏尔加河慰问土尔扈特部,1731年使团抵达土尔扈特汗国,递交了《雍正帝谕土尔扈特汗敕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惇罗卜喇什遣使吹扎布等人入觐,请赴西藏礼佛。吹扎布代表惇多卜喇什向乾隆皇帝敬献了黑绒镶银花弓袋和箭囊等方物,受到清朝的重视和热忱接待,乾隆帝三次接见并赐宴万树园,并派官员护送去西藏礼佛。乾隆皇帝亲自赋诗《宴土尔扈特使臣》以志此事,诗中写道“乌孙别种限罗叉,假道崎岖岁月赊。天阕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这些相互的往来都为后来渥巴锡汗的回归埋下了种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是对中国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认同。土尔扈特部对宗教信仰的坚持是世所罕见的,众所周知,蒙古族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祖国,但其民众以及上层贵族对藏传佛教信仰的坚持,却是有增无减,在西迁的140余年里,反复派人前往西藏,邀请喇嘛、高僧前往伏尔加河讲经。

1630年,和鄂尔勒克西迁抵达伏尔加河,1640年,他就带领两个儿子,不远万里,亲自前往西藏。1646年和1658年,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两次前往西藏,专程拜访达赖和班禅,其后,阿玉奇汗更甚,先后8次派人回国礼佛,最大的使团规模超过500人。1690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汗号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

雍正8年,1730年首领策凌敦多克一方面派人向皇帝进贡,一方面恳请礼佛。其后首领敦多克达什、渥巴锡等相继派人前往西藏觐见达赖和班禅。

东归之路的艰难

在土尔扈特部几乎面临灭族之灾的情况下,该部首领渥巴锡毅然率部回国。

他们本打算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伏尔加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1771年1月初,渥巴锡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土尔扈特人向着东方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写道他们离开时的场面:“整个部落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俄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奥琴峡谷是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九千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祖国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

武力对抗不足为惧,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降临到了土尔扈特部身上,那就是草原上的“白灾”。所谓白灾,就是突发性降温,所导致的牲畜大规模冻死。对于迁徙中的庞大土尔扈特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灾难。更糟糕的是第二年开春,土尔扈特部中还爆发了严重瘟疫。这让一开始一直所向披靡的土尔扈特部,直接减员过半。不过土尔扈特部此时已经到达伊犁,真正的抉择也即将降临。

关于土尔扈特部的动向,清廷其实早已通过来返的商队和喇嘛之间获知。但是清廷唯一不确定的是,此次渥巴锡汗率众东迁,究竟目的为何?早在东迁之前,大量准噶尔难民通过商路逃往土尔扈特部,其中就不乏许多准噶尔的喇嘛和贵族。正是通过他们,渥巴锡掌握了当时东方发生的重大变故,因此立刻将这些曾经迫使土尔扈特部西逃的仇人后代奉为座上宾。在东归的路上,渥巴锡也将准噶尔的难民任命为向导。在抵达伊犁时,面对清军的重兵把守,渥巴锡既没有发动攻击,但也无视了清伊犁将军派来使节的闻讯。他直接率部向北进入新疆的草原,与当地的柯尔克孜牧民爆发冲突。由于之前遭受重大损失,土尔扈特部无力强攻,只能进入沙漠地区。由于缺乏饮水和食物,土尔扈特部再一次爆发了严重的瘟疫。这一次整个土尔扈特部上下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直到此时,渥巴锡最终向清廷的使者表态,他表示自己是率部返回故土,并希望能够成为大清的臣民。乾隆皇帝立即派人接应,并把土尔扈特人安置在伊犁。

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的带领下,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一月启程,历时8个月,当年八月抵达伊犁。东归途中,前有哥萨克骑兵拦截,后有俄国军队追击,到达莫尼泰河时又陷入哈萨克5万联军的重围。他们经过数十次大小战斗,忍受了饥饿与疾病的折磨,艰难跋涉,加之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土尔扈特的牲畜死亡殆尽,人口死伤大半,从出发时的17万人,最后幸存者仅7万人,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而结束了流落异乡140余年的生活。这一事件震惊中外,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壮举。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拨出大批牛羊、粮食、衣物、帐庐等物资,把土尔扈特部安置在伊犁河流域放牧。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土尔扈特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二碑,立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以示永久纪念。又多次于木兰围场、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并赐宴土尔扈特部首领及有功人员,同时命人绘制图画来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土尔扈特部回归图》描绘的就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接见渥巴锡等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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